马克思主义考研，马克思主义考研难度
开栏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们的伟大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伟大事业离不开科学理论的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青年头脑，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未来。为进一步提升青年理论素养、深入做好党的理论的青年化阐释，促进青年理论学习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本刊特开设《有所思》栏目，广邀各领域名家巨匠，围绕青年普遍关心关注、与现实关涉密切的理论问题进行广泛研讨、答疑解惑，以期启迪智慧、增强自信、引领行动。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三）
文/临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人类现代化的新道路，奠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近代以来，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先进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用于旷古未有的伟大社会实践。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把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伟大实践，与五千年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结合起来，不仅深刻地说明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而且深刻地说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道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坚实基础，这是划时代的伟大创造。
马克思主义能够植根中国大地，能够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关键要看我们的土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的结合，是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历史的、而不是教条的——它尤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唯物论；二，辩证法；三，以人民为中心。
这三个问题，一个是世界观问题，一个是方法论问题，一个则是历史观——即唯物史观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在历史中、在实践中，咬着牙，仔仔细细、一点一点地琢磨，下狠劲，把它真正弄清楚。
第一篇，我们讲了《世界观：唯物论的问题》，第二篇，讲了《方法论：辩证法的问题》。本篇，我们讲讲《以人民为中心》。
三、以人民为中心
“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我心光明”“以百姓心为心”——将人民观建立在宇宙论之基础上，这是中华优秀文化突出的特点。
与我们不同，在地中海文明中，宇宙观之基础是上帝，是理念，宗教居于人的道德实践、社会实践之上，并与之对立。在西方文明之中，把人民作为宇宙观之基础、以人民的实践为中心的，只有马克思主义。
“以人民为中心”，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又一个水乳交融的结合点。
马克思认为，人民就是共同体，是自由的劳动联合体，宗教宇宙观的中心是上帝，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是人民——人类命运共同体。
黑格尔把劳动和斗争（奴隶与主人道德）作为辩证法的中心，而马克思把人民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置于哲学的中心，人类解放的过程，就是人民的道德、社会实践过程。马克思指出，人民是革命的主体，而这种革命的基础，是宇宙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他所谓辩证法的积极方面。因此，马克思认为，从哲学上说，人民就是辩证法的积极方面——即积极否定的方面。马克思之所以强调无产阶级在人民中的领导力量，是因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相比较，最具有积极的否定精神，从而是对资产阶级不彻底的社会革命的积极否定，是最具革命精神的力量。作为辩证法的积极否定力量，人民不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是批判哲学的主体。因此，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什么是“人民”？
人民的说法，中西皆古已有之，但历史起源不同。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讲“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东方的）与“古代所有制形式”（希腊、罗马）之不同，首先是把“人民”之诞生，与土地制度相联系，这是历史唯物论的高屋建瓴之处。他认为，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与大型水利、公共工程相联系，没有这种大型的公共工程——特别是水利工程，就没有土地的大规模利用。既然大型水利工程是“共同体的产物”，土地也只能是共同体劳动的产物，因此，“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是“天然的共同体”，土地属于共同体——人民。
而希腊、罗马的“古代所有制形式”产生于战争与掠夺，土地作为战利品，一部分归于战士，一部分作为公共财富存在。这种不同造成——在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中，“人民”即土地劳动者的主体就是农民；而在希腊、罗马古代所有制形式中，人民就是战士、是“掠夺者”，希腊、罗马的公民、人民，就是指武士。
马克思强调“人民”与土地的关系，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是极为深刻的见解。近代以来，人民是革命的产物，而一切革命，无不与土地革命有关：在法国、俄国，是城市市民剥夺土地贵族；在美国和新大陆，则是新教徒剥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和英国、西班牙殖民者的土地。土地改革、土地革命是美国立国之基础，这是杰弗逊和亚当斯的观点，载在美国宪法，是所谓“我们美国人民”之根源所在。“中国人民”由四个阶级的联合构成，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而土地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中国革命、土地革命之所以不能否定，就是因为并非只有中国有革命是土地革命，并非只有“中国人民”是革命的产物，实际上，没有土地革命，就没有“人民”之诞生，这乃是世界之通则。“我们共产党人仿佛种子，人民就是土地”，讲人民与土地的关系——“大地法”——这是历史唯物论的要害。
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乃是因为：正确地对待革命，对待土地革命，这是我们正确地对待土地、人民之间关系的要害，对革命的否定，特别是对于土地革命的否定，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一个时期以来，偏离“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倾向的出现，就是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从文明互鉴的角度去思考“人民”，我们会发现——中华文明每讲到人民，往往采用“民心”这个说法。也可以说，“民心说”乃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要害。
西方文明中没有“民心”这个说法。而民与心结合——这个说法，深深地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最初就来自孟子所谓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谓之良心。良心，类似于康德说的道德律，康德说的实践理性，就是讲人之自觉与自律。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讲无产阶级意识、无产阶级觉悟，讲无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文化，以区别于资产阶级的市民精神。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关于无产阶级觉悟、无产阶级文化的论断，只有在中华文明道德实践的背景下，才能认识得更为清楚。雷锋作为普通一兵，作为人民群众中的一个，我们说他有共产主义觉悟，这也就是说，雷锋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六亿神州尽舜尧”。
中国宇宙观是由天理、制度、人民三者构成，而人民与天理一致，对制度而言，则构成了马克思所谓的积极的否定力量。由此，中国宇宙观的基础，就是民心，民心就是天心，就是宇宙心。民心与天下合一——“得民心者得天下”。
地中海文明的根源在宗教，在西方文明中，人是上帝的造物，人民上面有上帝，人民是第二位的，在宗教的世界观、宇宙观里面，“人民”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心”，当然，也不会成为马克思所谓哲学的主体。
在西方，实践理性——人之自觉与自律，这是康德时代的发明，而这种觉悟，比中国之周孔要晚得多。在中华文明中，自周孔以降，人便是自觉、自律的产物，自周孔以来，人就是道德的主体、道德的产物，所谓“道德”者，无非指人之自觉与自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这无非说人之自觉与自律。
人们说，“中国以道德代宗教”，而中国之道德的基础，就是人民——或者说，就是“民心”。
而西方所谓自觉自律的人民，乃是“上帝死了”之后的产物，这与其说是康德的实践理性的产物，还不如说是近代契约思想的产物（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又译《民约论》最有代表性），人民主权的基础就是契约——因为上帝死了，所以，人要自己订一个契约管自己。
既然西方长期认为，人是上帝的造物，个人独自面对上帝，而不是面对共同体，近代以来，因为上帝死了，人则只能造一个人为的共同体，团结起来对付另外一群人，而人造共同体的基础，就是所谓契约。
但是，契约是外在的。卢梭的名言是“人生而自由”，契约是个外在的约束，也是个枷锁。既然是一个契约，那就可以随时订约，也可以随时退出，以保障每个人是自由的。既然每个人都有退出契约的自由，那么，这种契约就是临时性的，而建立在这种临时性契约基础上的政府，也自然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
中华文明也有一个约定，这个约定，既不是指个人与上帝的约定，也不是指近代以来人与人之间的临时性契约，而是指贯穿于宇宙之中，天、地、人之间的约定，这个“约定”当然是宇宙观，而不是“契约论”。
关于中国宇宙观之表述，我们总会记得张载《西铭》中的名言：“乾称父，坤称母”，“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要之——中国所谓道德，所谓人的自觉与自律，不是康德所谓“实践理性”的产物，也不是卢梭所谓外在契约规训的产物，而是自己而家、自家而国、自国而天下、自天下而宇宙的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华文明用一个“齐”字来概括这种道德实践的过程——这就是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齐”，不是契约。契约，是外在的约束，办起来整齐划一容易有效，而中国所谓“齐”，行起来很难，因为这个“齐”，不是让你向契约、法律条文看齐就完了，而要你不断向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看齐——由家国天下而宇宙，这种约束是无穷无尽的、是永久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过来说，人生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那就是对于人民群众无限的责任担当。两句话，是一个意思。
“乾称父，坤称母”，“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在出发点上，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就是不同的——在中华文明里，你与你父母的关系、与你的子女的关系，不是一个契约关系，更不是一个临时性的契约关系。中华文明说的人之共性，是说“老吾老”和“幼吾幼”，养小送老，这就是人的天性，同时也是你的义务，是责任担当，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本质”。总之——家家如此、人人如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中华文明讲人性是植根于人七情六欲的“共性”，天伦之乐是极乐。天伦，不是说凭空来了个契约，可以随时订约，随时解约，从空中来，又回到空中去，中华文明讲人的共性，那是说——每个有七情六欲的人都是自己父母生的，你的孩子是你自己生的——父母与子女这个关系，那可不是契约关系，更不是临时性的契约关系，这个关系要管一辈子，这当然就不是契约，而是义务，严格来说，那就是责任担当了。
对中华文明来说，老吾老、幼吾幼，养小送老，这是天经地义的；只要是人，无论有什么七情六欲，都该这样做，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人的共性。
而孩子一旦长大了，一旦成了家立了业，别说什么发家致富了，那孩子对于家长，不是一个管多管少的问题，不是有多少条件就出多少力的问题。“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那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的事。
进一步说，当一个人成长起来，成家立业之后，如果再担负了一点社会责任，那你对你周围的人，对你的团队、对你的同事，自然就有了一颗担当的心，这就很自然地从“老吾老”走向了“以及人之老”，从“幼吾幼”走向了“以及人之幼”。
一旦你有本事做到这个“以及”了，那就说明你成长了，能担更大的事了，不再是个孩子了——中华文明的这个“大同”的道理，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
齐家、齐民、齐心，看齐，这里的“齐”，与西方的契约、法律不是一回事。
毛主席回韶山时讲过：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但自己的父母还是要认的。
《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深刻地回答了什么是“齐”。
他说：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所以，我们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与对待自己的亲人、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志、老部下，首先必须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对待自己的亲人、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志、老部下是一套，而对待党、对待人民群众是另一套，如果把二者对立起来，甚至把前者放在后者之上，那就是错误的，毛主席把这个叫作“自由主义”。
《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核心讲的就是这个“齐”字——“齐”，乃是由家国而天下的道德实践之根本。
什么是真正的“齐”呢？只有像对待亲人那样对待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自己亲人的利益之上，这才是毛主席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才是志士仁人的担当，是共产党人的担当。
毛主席《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对中国的社会关系，分析得太透彻了。他所讲的自由主义，不是西方那种三权分立、言论自由的自由主义，不是卢梭所谓“人生来自由”那种四大皆空的、空谈的“自由虚无主义”。毛泽东同志讲了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与民同心”这个深刻的问题，更讲了初心、如何担当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人民不仅是家国天下的主体，人民还是家国天下本身——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中国的大同境界。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这个道理里面，派生出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是你与自己的父母、子女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临时性的、不是有限的责任，而是无限的、永久的责任，是一直到死都有的责任。对父母尽孝，对人民尽忠，这是一体的，不能分开的：党、政府、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确立，是有中华文明、中国深厚的历史做支撑的。
毛泽东说，什么叫“永久奋斗”？就是奋斗到死，这要看你死了之后，老百姓是真哭还是假哭，如果是假哭，如果老百姓说死得好，死了省了几斤小米，那你这个共产党员是不合格的。所谓奋斗到死，永久奋斗，就是永久的责任。
如果对自己是一套，对自己人是一套，反过来，对别人、对人民群众是另一套，这种担当合格吗？如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少管为上”，如果“办事不认真，敷衍了事”，如果“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如果“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那就是毛主席批判的“自由主义”。
人民是什么？
在中华文明中，人民不仅是体现在法律条文里的国家、社会主体，人民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人民首先是一颗心，一颗恻隐、羞恶、是非、恭敬的心，是活泼泼地充塞于天地之间的血肉之心，这就是天心，这就是民心，是宇宙之中心。
什么是初心？以百姓心为心，以天地宇宙之心为心——这就是共产党的初心。
所谓齐，就是与万物一体，与人民一体，就是与人民在一起。
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共产党的信念，也是以我们中华文明为基础的——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父母，民心就是天心，就是宇宙之心——这就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它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讲全面依法治国。这里讲的“法”，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那种法律，因为党的思想路线、党规党纪，国家法律法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风家教、乡规民约，这些都是法，把这些统一起来，这才是“全面依法治国”——这里的核心，就是讲：每个中国人，要把咱们的家与国担当起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大地，是对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发展。只有深入地了解我们的文明，只有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只有发动人民群众与我们一起挖山不止，使我们的人民团结起来、觉悟起来，共同把中国与世界这副担子担起来，我们才能应对一切风险与挑战，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讲要“以人民为中心”呢？因为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明走到今天，历经苦难辉煌，走向伟大复兴，归根到底，靠的就是我们的人民好；我们的人民好，归根到底是我们的文化好；好就好在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老百姓内心里，都知道什么叫责任担当。对于家、对于国，这份担当，咱们子子孙孙、一代一代传下来，正因为人民心里有这份担当，因为这样的文化为老百姓耳濡目染、日用不觉，所以，我们制度的根本，就叫人民当家作主，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仁义礼智信，东南西北中——当家国天下宇宙一体，自然地联系起来，这就是天下情怀。
中华文明那些最根本的道理，对老百姓来说，他们心里原本就是有的，真理，是为人民群众所日用而不觉的，所谓到人民中去“致良知”，是说担当是我们这个文明的底色，担当是每个老百姓都懂的道理——什么叫人民当家作主？遇到了事，挺身而出、自然而然站出来担当的，还是人民群众——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苍天大地宇宙与人民之间的约定，就是“民心所向”，这是中华文明的心学。“不忘初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我心即是民心”，关键在于有这个“初心”，如果没有，仅靠从外面去约束，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样的——责任担当，这种潜意识，如果中国文化里没有、中国老百姓心里没有，从外面去硬灌，是灌不进去的。
陆九渊在讲“心学”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明白他究竟要说什么，一句“以百姓心为心”，点醒多少苦海梦迷人，听懂了的，不禁动容下泪，这说明是讲到了彼此心中了，说明这些话，人心里原是有的，如果没有，硬往里装，那是装不进去的，不懂装懂，那也是装不像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道德就在人民心中，与其空谈道德，不如全心全意为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也是最高的道德，这是把共产党的追求与五千年中华文明打通了。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这是很高的要求和期望。毛主席曾经告诫我们要懂得“形象思维”，这就是讲：思维不能是从概念到概念，不是概念的推演与罗列。针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他提出了“形象思维”，指出思维不能脱离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进而提出了“实事求是”，就是说——不能离开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人，去玩抽象的概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讲好中国故事”，这与毛主席提出的“形象思维”是贯通的。什么是故事？故事首先离不开时间、地点和人物，讲好中国故事，就要懂得毛主席当年讲的“形象思维”，“讲好中国故事”不是“讲好中国概念”，因为故事胜于逻辑、形象胜于概念。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讲概念胜于讲故事。这里存在的，还是一个思想方式的问题，即究竟是唯物论的辩证法，还是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问题。
用中国人民都懂的道理，去讲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像毛泽东同志讲的“愚公移山”那样的小故事，咱们祖祖辈辈，讲了几千年了，如果非要背离祖宗的文化、中国的故事，用西方的那套形而上学的大道理来讲咱们中国的事，最终就是两头皆失，因为山不是那道山，梁也不是那道梁！
讲好中国的故事——咱们一代代地传下来，耳濡目染，咱们中国人，从小看着爹妈怎么对待爷爷和奶奶，从小就念着国家、家国，念着家国、国家，一代代地就这么担当着，披荆斩棘，走到今天，走到永远。
中华文明具有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这一点，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对于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我们都要认真学习，认真吸收，以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我们积极欢迎科学的发现、技术的进步，我们要以改革和开放的态度，积极面对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日新月异的变化——而学习，从来是有选择的学习，是学习一切好的东西，不是学习坏的东西。而我们说“这是好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是符合唯物论的、是符合辩证法的、是植根于人民的社会生活的、是符合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的。
离开了唯物论、辩证法和人民的要求，抽象地谈论好与不好，那就是毛主席当年所批评的：“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性的伟大文明，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头脑清醒、追根溯源，进行文明的互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使我们认识到：对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特别是地中海文明的那一套东西，我们不可能全盘照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历史的选择、中华文明的选择，更是中国人民的选择。
毛泽东同志讲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择其精华，去其糟粕”，一言以蔽之，说的就是个“选择”问题。这种选择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正像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一样。中华文明从来不是泥古不变的，但是，面对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变革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主导权操在自己的手中，把究竟什么是好的，把判断历史发展的尺度和标准，真正搞清楚，而这个标准，就是唯物论、辩证法和以人民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如毛泽东同志当年曾经预言的那样——从现在起，五十年到一百年内外，是人类历史和社会制度发生天翻地覆大变革的时代，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极其伟大的时代。
回首百年沧桑，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年那个封闭的中国，当年那个落后挨打的中国，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面改革开放的中国，今天，我们这个14亿人口的大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以至于谁也离不开谁——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年积极主张“门户开放”的美国，如今倡导的却是孤立主义。而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中东、俄罗斯、拉美等提供能源，中国和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这样一种全球经济大循环——事情已经很清楚，人类历史发展的巨变已经到来了。
在巨变面前，人类社会结构、全球治理结构的内在矛盾、互相制约，呈现出空前复杂态势，这种互相矛盾、互相制约的复杂性，决定了所谓“黑天鹅”“灰犀牛”出现的概率，以及各种突发事变此起彼伏的概率极大地提高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过去的那种学术研究方面随波逐流、不求创新的态度，肯定是不行了。
最后，用中国的语言，讲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用中国人民的实践，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里很重要的就是语言文字的问题。语言的交往，对于文明的研究、互鉴非常重要，好的翻译，其实是创造，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重要范畴，比如说社会、封建、法律、政党、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等等，很多都是近代以来，日本人通过翻译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用假名创造出来的。当年的日本要脱亚入欧，就想把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照搬过来，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前期，我们又把日本的这一套接过来，用这些范畴来取代中国的知识体系，长期以来就这么用。于是，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这些范畴不能离开中华文明的传统和语境；二，这些范畴要在中国扎根，就必须依靠中国的具体实践。
这样一来，这些概念就把我们的实践给束缚住了，论文写了一大篇，对于所采用的那些基本概念、基本范畴，没有反思、没有省察，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要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建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为什么一定要讲究追本溯源呢？这就是要求咱们要咬着牙，认认真真地把这些基本范畴琢磨透，包括把它们的来源讲清楚，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就不是深入的研究，所谓“加快建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也就没有真正的、坚实的基础。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
有所思｜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一）
有所思｜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二）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陈敏 刘晓 刘博文
编辑：徐吉鹏 李昊达（实习）
马克思主义考研(马克思主义考研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