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心理学考研(应用心理学考研科目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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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质且内向的人与稳定的内向人相比,前者认为金钱对他们生活的重要性比后者估计的要高,在钱的问题上也更倾向于保密。尽管调査结果显示金钱态度与人格的关系密切相联;但是,从调查问卷反映出来的各种金钱态度却与性别、教育水平、职业、宗教等人口学变量无关联。

Hanley&Wilhelm(1992)使用Fumham(1984)的评估问卷来调查自尊与金钱态度的关系。他们发现,正如所预料的,有花钱强迫感的人,相对来说,比“正常”的消费者自尊感较低,而且他们关于金钱的信念反映金钱有提高自尊的象征性能力。这两位研究人员解释到:

“这项调查的结果展示,有花钱强迫感的人和’正常’的消费者,在六种金钱态度和信念的范围内,有五种观念存在显著的差异。有花钱强迫感的人比’正常’消费者表露出更倾向承认金钱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并且用金钱来进行比较。此外,有花钱强迫感的人更倾向感到需要以花钱的方式来表现身份和权势。另一方面,他们不像’正常’消费者那样对金钱采取传统的更加保守的态度。有花钱强迫感的人更可能反映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来满足他们的需要,特别是和他们的朋友相比。最后,有花钱强迫感的人反映一种倾向,他们比’正常’消费者在花钱问题上遇到更多的矛盾。

Spinella&Lester(2005)的一项研究中,发现艾森克人格测验中的神经质与金钱态度存在显著的相关:其中神经质与冲动性购物成正相关;与赚钱动机、金钱管理和预算计划成负相关。而外倾性、精神质与金钱态度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

Lynn(1991)使用Furnham(1984)评估问卷中的一些题目来了解43个国家中不同民族对待金钱的态度。他认为各种研究表明,如果给予金钱刺激,人们大概会在如何看待金钱的重要性问题上出现差别。因此,为获得更多金钱他们会在多大程度上更加努力工作也会出现差别。也有可能,各国金钱的价值有所不同。从统计数字上看,在大多数国家地区中,对金钱的估价是与个人平均收入成反比的。较富有国家的人估价较低⑺]。Bailey等人(1994)研究发现在相同历史和经济环境但是处于不同国别中(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人们的金钱态度同样存在差异。

Medina、Jose、Saegert、Joel>Gresham&Alicia(1996)使用Yamauchi&Tempter(1982)的金钱态度量表(MAS)对墨西哥裔美国人与英裔美国人在金钱态度问题上进行了一次跨文化的对比研究。经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他们设想并实验了四项跨文化的假设:与英裔美国人相比,墨裔美国人在权力名望和维持保留这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将会较低,但是在不信任焦虑和品质这两项上的得分会较高。只有两项命题经数据证明是有统计学意义的。

结果发现:墨裔美国人比英裔美国人在维持保留维度上得分要低,且在品质维度上也要低于英裔美国人;在权力名望、不信任和焦虑维度上,二者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这项调查研究的主试认为,需要对在西班牙血统消费者行为文献中对墨裔美国人所做的分析提出疑问。不过,有一点看来是清楚的,不同的民族文化对金钱会持有不同的态度,这当然也会涉及相关的行为,诸如积蓄、花钱、赌博。对时间因素、命运(掌握)的态度和对金钱的态度在文化上是有深刻关联的。

Tang及其合作者(1997)在美国、英国、中国台湾的公众中进行了一次简化金钱伦理量表的跨文化调查。在排除年龄、性别和教育水平等因素的情况下,结果表明美国工人认为金钱是好的,他们善于理财,在简化金钱伦理量表上的得分最高,享有以团队为基础的自尊和对工作的内在满足;中国台湾工人最支持职业道德的信条,在“尊严”维度上得分最高,但是在对工作内在满足上反映最低;英国工人认为“金钱意味着权势”,对工作外在因素最不满。

Doyle、Kenneth&Liyulian(2001)等人通过对中日两国有关金钱意义谚语内容的分析,比较了其在聚合——分散及获取——合群两个关键维度上出现的频率。结果发现在聚合一一分散维度上两个国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获取——合群维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研究者通过谚语分析指出,日本文化比中国文化在金钱意义上具有更多的获取性,中国则比日本具有更多的合群性。

Tang(2000)采用金钱伦理量表,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他们主要进行了金钱伦理态度与工作满意度、工作积极性关系的调查研究,特别是金钱伦理观与辞职、“跳槽”(turnover)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关于金钱伦理类型与工作变动(或称“跳槽”)的关系研究中,他们发现,对金钱伦理持肯定态度的人与其他人相比,他们更多地主动“跳槽”而无视其内在的工作满意度;此外,自愿辞职者的收入显著高于待在原职位的人(通常新增20%的收入)。他们解释到,很可能是职员的金钱伦理强化了其变换工作和增加收入的欲望。具有高金钱伦理感的职员受到由“跳槽”增加收入的奖赏,而高收入进一步强化了其金钱伦理观,不过大学生在这种情况中是例外的。

在收入、工资公平比较、工资满意度与金钱伦理的关系研究中,他们发现,金钱伦理观与收入有显著的相关,而金钱伦理观会影响到工资的公平比较,并进而对总的工作满意度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于男性而言,“收入——金钱伦理观——工资的公平比较一—工资满意度”模型非常有效;但对女性来说,这一模型就不具有显著意义了。因此,金钱伦理观是收入、工资的公平比较及总的工资满意度的中介,而性别对这些因素起调节作用。

通过调查他们还发现,金钱伦理人格是“内在工作满意度一一辞职意向”关系和“内在工作满意度——自愿跳槽”关系的调节变量(moderator)。高金钱伦理人格的员工,不管内在工作满意度如何,自愿跳槽的倾向都较强;而低金钱伦理人格和低内在工作满意度的员工,自愿跳槽的倾向都最低。金钱伦理人格可以预测实际的跳槽行为,但是辞职意向并非如此。金钱伦理人格并不是内在工作满意度和跳槽关系的中介变量(medi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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