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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及理论思考
付义荣
汕头大学文学院/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摘 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开始对中国农村进行社会语言学调查与研究。这些调查与研究对于了解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和语言变化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有益的。但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如重宏观轻微观、理论薄弱、研究对象的普遍性不够等，因而未能充分展现其应有的学术价值。鉴于这样的研究现状以及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加速推进“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化在当前尤为重要而紧迫。
关键词：中国农村;微观社会语言学;宏观社会语言学;
文献来源:付义荣.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及理论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2021(3):17-29.
01
引言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学科，20世纪60年代之后得到了较快发展。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宽泛，大致可分为微观与宏观两个领域。微观社会语言学旨在揭示语言系统中那些具体的语音、语法变异现象是如何与说话人的阶层、性别、年龄等社会属性发生联系的;宏观社会语言学，有时也称“语言社会学”，其研究的不再是具体的语言变异而是整体的语言及其变体，旨在揭示社会如何对待它所使用的语言，包括语言态度、语言转移、语言保持、语言替代以及言语社区的识别与互动等(Coulmas,1997)。二者虽无明确的界限，但各有侧重，就像赫德森(Hudson,2000)所做的区分，前者是“联系社会而做的语言研究”，后者是“联系语言而做的社会研究”。
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社会环境中的语言，非常注重田野调查、定量分析与实证研究，是一门走出书斋的学问。这里的“社会环境”既有城市的，也有农村的。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语言学开始在我国起步。一大批中国学者积极运用相关的理论、方法深入中国的城市、农村，展开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并推动了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这其中关于中国城市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尤为突出。除了不断涌现的高水平专著、论文，还有专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团体，有些高校还开设了研究生课程“城市语言调查”。如今，“城市语言调查”业已成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一个特色，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徐大明、王玲，2010)。关于“城市语言调查”，徐大明等(2010)有过较好的总结与思考，在此不赘。相形之下，中国农村的社会语言学调查与研究又是怎样的情形呢?迄今还无人就此问题进行过总结与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中国农村”是指中国大陆的农村。在社会学中，“农村”是指以农业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居民聚居地，狭义上的“农业”仅指种植业，但广义上的“农业”还包括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刘豪兴、徐珂，2004)。我们在此采用的是广义上的农村，因此，散布于中国境内的各种类型的村落(农业村、林业村、牧村、渔村等)、集镇(包括县治所在的城关)等都是我们所要说的“中国农村”，以这些社区为调查单元、以这些社区的居民为调查对象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都可划为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
02
关于中国农村的微观社会语言学研究
微观社会语言学主要体现在对语言变异与变化的研究上。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引介这一领域的相关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如《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论社会变异与语言变体的关系》(王德春，1982)、《伦敦学派的语言变异理论简介》(龙日金，1982)等，《语言变异研究》(陈松岑，1999)、《语言变异与变化》(徐大明，2006)等著作中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当然，也有学者不止于介绍，而是开始对中国境内的语言变异与变化现象展开研究。如徐通锵(1987、1988)在其《语言变异的研究和语言研究方法论的转折》系列论文中，运用这一领域的相关理论、方法对山西祁县方言、浙江宁波方言音系中的变异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分析，展示了语言变异研究的重要意义。该文涉及祁县方言的这部分内容，可以算作是中国农村微观社会语言学最早的研究了。不过，专门以中国农村社区作为调查单元而做的微观社会语言学研究，最早的则是黄行(1990)的《广西龙胜勉语的语音变异》，这是他1987年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对当地盘瑶语言(即勉语)中的语音变异所做的调查报告。在黄行之后，这种微观研究沉寂了一段时间，直至21世纪才陆续多了起来，研究内容、调查对象都有所拓展。具体如下:
(一)少数民族语言
此类研究主要以聚居于我国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为调查对象，通过其语言中存在的共时变异来探讨他们的语言发生的变化情况。从研究内容看，主要集中于语音、词汇的变异与变化。
1. 语音
马学云(2002)通过对四川西昌市川兴区大兴乡古安村一组(俗称“沙玛铺子”)的调查发现，这个彝族村小组的人都会说彝汉两种语言，但他们的彝语音系因受周边汉语的影响而夹杂着诸多汉语的元素，而且年龄越小或文化程度越高者，其影响就越明显。王宇枫(2004)则对贵州荔波县方村布依人所说的莫话进行了一次调查，并将其与60年前李方桂在该地的调查进行对比，结果发现，莫话的声母系统以及声母与声调的关系都在发生变化，且一些声调的调值与过去也不大一样，这可能是受到当地布依语、水语、汉语的影响。
2. 词汇
此类研究多聚焦于亲属称谓，探讨的是婚姻制度的变化之于亲属称谓的影响。秦淑华(2018)在云南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的札实村与平静村，就当地摩梭人的亲属称谓做过一次调查并发现:以施行母系制与走婚制为特征的摩梭人，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父亲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父亲这边的孩子如叔伯侄子、侄女或姑侄子、侄女也可以称为zo33(儿子)/mu33(女儿)了，这反映出摩梭人的家庭形态正从母系家庭向父系家庭转变，而这种转变又与摩梭人婚姻制度的转变密切相关。钟梅燕(2019)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调查也有类似的发现，解放后，当地裕固族人正由族内婚向族际婚转变，他们的亲属称谓也随之多元化，出现了多语并存，尤其是大量使用汉语称谓的现象，而裕固族传统的亲属称谓正在弱化。
(二)汉语
此类研究主要以居住于农村地区的汉族居民为调查对象，所研究的主要是当地汉语方言中语音、词汇与语法的变异与变化。
1. 语音
较之少数民族语言语音变异研究，此类研究较有明显的增多，所调查的社区或人群也更为多样，不仅有普通的，也有较为特殊的。所谓普通的，即处于传统汉语方言区内、语言及社会环境相对单一的社区或人群。如龙玫(2005)在四川农村关于合江话鼻韵尾的调查;程序(2006)、张祎(2015)等人在江西农村关于鄱阳方言、南城方言的调查;曾炜(2007)在湖南益阳市蛇山村关于当地湘方言的调查;郭骏(2009)、朱蓓蕾(2016)等人在江苏农村关于溧水街上话、泗洪方言的调查;厉国华(2013)、李晓雨(2018)等人在山东农村关于五莲方言、莒县方言等的调查;刘雪玲(2013)在陕西农村关于滦镇方言的调查;陈艳(2015)在河南农村关于罗山方言的调查;韩烨(2020)在河北农村关于藁城方言尖团音的调查。
所谓特殊的，指的是某一社区或人群的语言及社会环境较为多样:有的是处于少数民族自治区内的汉语社区，如杨玉国(2005)关于广西武鸣官话入声字的调查、杨淇(2019)关于新疆奇台方言的调查、李冬香与易惠媚(2020)关于云南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醴陵话的调查;有的是城中村，如符红萱(2007)关于云南昆明波罗村的调查;有的是针对县域内的流动人口，如周婷(2015)在江西关于下花园村50位村民迁至当地吉水县城后的社会语言学调查。不过，无论是针对普通的还是特殊的社区或人群，研究结果大多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即方言的语音出现了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
当然，这其中也有其他一些发现。如杨玉国(2005)的调查显示，武鸣官话还保留着-p、-t、-k塞音韵尾的入声字，这是缘于对汉语古入声的传承。程序(2006)、龙玫(2005)、朱蓓蕾(2016)、李冬香与易惠媚(2020)等人的调查显示，方言语音的变异与变化不仅受普通话的影响，也受当地强势方言的影响。
2. 词汇
亲属称谓依旧是研究的重点，如付义荣在安徽无为县傅村关于父亲称谓的调查(2008)，在福建闽南农村关于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等称谓的调查(2020);刘若轩(2015)在山东农村关于血亲、姻亲等称谓的调查;陈艳(2015)在河南罗山县关于父亲、弟弟、女婿、妻子等称谓的调查;靖云雷(2016)在山东寿光东毕村关于父母、祖父母等称谓的调查;蒋平(2018)在湖南新宁县金石镇关于长辈、平辈与晚辈等称谓的调查。这些调查都有一个共同的发现，即方言中的很多亲属称谓都在向普通话靠拢，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父母称谓几乎都在向“爸(爸)”“妈(妈)”转变。还有一些其他的发现，如表示亲疏关系的“表”“堂”“从”等字在消失、父系与母系亲属的称谓类型正趋于平等、直系亲属要比旁系亲属的称谓变化更快(刘若轩，2015)。而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就在于家庭规模的缩小、人际交往距离的增大，这使人们的亲属范围在变小、亲属关系在拉近。付义荣(2020)则发现，在闽南农村，父母称谓的类型正在趋简并向普通话靠拢，但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称谓则比较稳定，未出现明显变化，其原因或许在于父母比祖父母、外祖父母在向上的社会流动方面意愿更强烈、实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除亲属称谓外，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其他词汇的变异与变化。如付义荣在安徽无为县傅村对119个生产、生活、时间、地名等用词所做的调查(2011)，在闽南农村对闽南方言中的55个核心特征词、8个一般词所做的调查(2020);陈艳(2015)在河南罗山县对6个天文、地理、时间、方位等方面的词语所做的调查;朱蓓蕾(2016)在江苏泗洪县对13个名词、动词与介词所做的调查;杨淇(2019)在新疆奇台县关于奇台话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17个词语的调查。这些研究指出了一个共同的现象，即方言中一些特色词语正在被普通话词语所替代。
3. 语法
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对汉语的研究也开始涉足语法的变异与变化。如陈艳(2015)通过对河南罗山方言中的给予句、被动句、比较句的调查，认为这些句式的使用主要受年龄、阶层、受教育程度而非性别、地域的影响，语法的变化慢于语音、词汇，并且只是属于语言系统内部的调整而非简单地向普通话靠拢。朱蓓蕾(2016)则对江苏泗洪方言中形容词的生动形式、动词的正在进行式、被动句与给予句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这些语法变异主要受性别、年龄、阶层、地域、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但它们的变化相对语音、词汇来说较为缓慢。杨淇(2019)所研究的是后缀“-子”以及连词“和、跟、连”，认为它们较之语音、词汇具有更强的稳固性，其变异主要受年龄、阶层与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03
关于中国农村的宏观社会语言学研究
宏观社会语言学关于中国农村的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的是戴庆厦(1987)的《论景颇族的支系语言———兼论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该文一方面简要介绍了景颇族各支系及其语言的分布情况，另一方面也以一些景颇村寨为例探讨了各支系语言在家庭、社交、学校、婚丧礼仪等场合的使用特点及未来的发展。此后，围绕农村而做的宏观社会语言学调查陆续多了起来，并且在调查对象、研究议题上都得到了较大的拓展。列述如下:
(一)少数民族社区
由于少数民族大多居住于中国农村，所以这类研究很多都可归到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的范畴，诸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牵头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世界的书面语:使用程度和使用方式概况(中国卷)》等成果，2005年由中央民族大学设立并开展的课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国情调查研究”等，都可归入此范畴，黄行(2013)曾就此有过较为详细的回顾，在此不赘。单就学者个人发表的成果看，在此有必要介绍戴庆厦、王远新两位学者的研究。
戴庆厦及其团队主要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针对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状况及其演变展开调查研究，其成果集中体现在由他担任总主编的两套丛书上，即“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研究丛书”与“语言保护研究丛书”。前者由商务印书馆于2007～2015年间陆续出版，共有16本之多，如《基诺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戴庆厦，2007)、《布依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周国炎，2009)、《元江县因远镇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白碧波，2010)等。“语言保护研究丛书”则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主要有《罗城仫佬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张景霓等，2016)、《环江毛南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张景霓等，2017)。
王远新则对少数民族较为特殊的社区展开调查研究，如语言岛、城中村、边境村、城郊村、牧民安居区、多民族杂居区等。语言岛如河北省抚宁县的朝鲜族村(王远新，2004a)、尚义县的蒙古族村(王远新，2010a);城中村如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宁古齐村(王远新，2011a)、贵州省贵阳市的花溪村(王远新，2013a);边境村如青海同仁县的年都乎村(王远新，2009);城郊村如新疆伊宁市的六七段村(王远新，2011b);牧民安居区如内蒙古二连浩特市星光小区的农牧民移民小区(王远新，2013b)、新疆乌鲁木齐市阿克苏乡哈萨克族牧民移民安居点(王远新，2017);多民族杂居区如甘肃省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王远新，1998)、云南省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王远新，1999)、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长安营乡的长安营村(王远新，2008)等。
以戴庆厦、王远新两位学者为代表的两类研究，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大致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少数民族正在双语化，越来越多的人在本民族语言之外还会说普通话或当地的汉语方言。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指出少数民族社区的单语化倾向，表达了对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工作的关注。例如，戴庆厦与田静(2002、2003)通过调查发现，湖南省保靖县仙仁乡的土家族，95%以上的人都转用了汉语，土家语实际上已是一种濒危语言。赵阿平等人在黑龙江富裕县友谊乡三家村关于满语的调查(朝克、赵阿平，2002;赵阿平等，2002)、戴庆厦与王朝晖(2003)在云南省姐冒乡芒缅村的仙岛寨和芒线村的芒俄寨关于仙岛语的调查、王远新(2004b)在广东博罗县横河镇嶂背行政村与增城县正果镇畲族行政村关于畲语的调查都有类似的发现。
不过，学者们也发现民汉多语和谐、少数民族语言较为强势的案例。戴庆厦等人(2014)对云南丽江市古城区共和村的调查发现，该村生活着纳西、白、汉三个民族，他们彼此开放包容，绝大多数人在使用本民族语的同时还兼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并且乐于从其他语言中吸收某些元素来完善本民族的语言。李志忠等人(2018)在南疆农村的调查显示，当地维吾尔语的地位非常稳固，普通话普及率仅有10.5%，南疆乡村仍旧是新疆推普困难最大、最需要用力的区域;范晓玲等(2020)、郑燕等(2020)则指出，语言是制约南疆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要解决当地的贫困问题，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仍旧是一项必要而需加强的工作。
(二)汉族社区
相对于少数民族社区，关于汉族农村社区的社会语言学调查则要少得多。1997—2004年由教育部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实施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对我国农村也有所涉及。此次调查发现，20世纪末我国城市普通话的普及率为66.03%，农村仅为45.06%(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06)。不过，更多的是由学者个人实施的调查。从调查范围来看，有的是针对区域的，如赵小刚(2013)对甘青宁三省农村的语言文字应用问题所做的调查研究、孙蕾与毛慧琴(2015)对闽北农村的语言交际所做的调查研究、付义荣与胡萍(2020)对闽南农村的语言状况所做的调查研究、李现乐等(2020)对苏中三市(扬州、泰州、南通)的语言生态与语言服务所做的调查研究;有的则是针对某个(些)具体的村庄的，其中既有普通村庄，也有针对城中村、方言岛等一类的特殊村庄:普通村庄，如付义荣(2007)所调查的安徽无为县傅村;城中村，如王远新(2010b)所调查的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七道湾乡红山村、李琼(2016)所调查的陕西西安市雁塔区北山门口村;方言岛，如丁沾沾(2018)所调查的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寨岗镇的“军声”方言岛、牛洁(2019)所调查的山西古县陈香村山东方言岛。这些调查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例如普通话开始在农村普及，村民中兼说普通话与老家话的双言人迅速增多;方言一般是通过家庭等途径自然而然学会的，普通话的习得途径则比较多元，除了自然学会的外，学校、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也是非常重要的习得途径;对普通话的实用性评价一般显著高于老家话，对老家话的情感性评价较为复杂。
随着2018年国家“推普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学者们也开始从“语言与贫困”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农村，如刘艳(2019)、付义荣与胡萍(2020)等人的研究。此外，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农村的语言景观，如张子烨(2019)关于安徽合肥城市语言景观的对比研究、丛琳等(2021)关于海南6个美丽乡村的语言景观的描写与分析。
(三)特定群体
此类研究主要针对我国农村某个特定的群体展开调查，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移民、农民工、学生或留守儿童等。大致如下:
1. 移民
移民语言研究主要涉及三峡移民、生态移民、扶贫移民等群体，其中三峡移民研究最多。三峡移民一般来自西南官话区，若是迁往四川、湖北，语言及社会适应问题并不突出。因此，学者们关注的主要是迁往其他方言区的三峡移民。如对湖南(刘青松，2007;李佩颖，2020)、江浙(佟秋妹，2018)、广东(汪磊，2010)、福建(林华东等，2011)等地区三峡移民所做的调查研究。这些研究指出语言适应是三峡移民社会适应的重要一环，他们多说老家话与普通话，其中在家庭内部及移民之间一般使用老家话，但与迁入地居民或在其他公共场所交流时一般使用普通话，会说迁入地方言的人不多，以在校学生为主。
生态移民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或生态环境保护而产生的移民，扶贫移民则是因为区域性贫困而产生的移民。生态环境的恶化往往也是致贫的重要原因，所以这两类移民多有交集。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对于这两类移民的关注并不多，主要有周永军等(2018a、2018b)在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开发区的调查。这是我国最大的异地生态移民扶贫开发区，据2015年的数据，该区安置移民23万人，其中85%都是农民，主要来自宁夏南部山区。周永军等人的调查显示，红寺堡移民日常使用最多的是普通话与家乡话，但普通话水平绝大多数都处于“一般”及以下的水平，对移入地方言———吴忠话的使用很少，且集中于10～29岁人群。
2. 农民工
关于农民工语言，最早的研究当属谢俊英(2004)的《在京务工人员语言状况调查与分析》。付义荣(2012)曾做过一次专门的综述，提到农民工语言研究大致可分为语言使用、语言学习、语言态度、语言本体、话语分析、理论探讨这六类，但语言使用类占了大多数，而话语分析、理论探讨较为少见。不过，诸多研究在结论上大同小异，主要结论如:农民工一般都会说老家话与普通话，极少有人会说打工所在地的方言，其中普通话一般用于对外交际，而老家话则多用于对内交际。距离这次综述差不多已过去十年，这十年间，学者们对农民工的关注一直在持续，并且有了以下这些新变化:
(1)研究对象进一步细化、拓展。不再只是将农民工视为一个整体，而是注意到了农民工内部的分化或差异，如陈晨(2012)、付义荣(2016)、张斌华(2016)、王玲与王丽娟(2016)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研究，武小军与杨绍林(2014)对返乡农民工的调查研究。
(2)研究议题更加丰富。不再局限于对农民工语言生活的描述，而将其与城市融入、社会认同、身心健康、经济收入、主观幸福感等联系在一起进行调查研究。如伏干(2014)、秦广强(2014)、俞玮奇(2017)、夏历(2017)、武小军(2020)等人关注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的语言问题，付义荣(2016)、张斌华(2016)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语言使用与其社会认同关系的研究，单宝刚(2018)关于农民工语言能力与其身心健康关系的研究，康慧琳(2020)关于农民工语言能力与其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3)研究结论多样甚至还有对立。关于“语言使用与社会认同”，付义荣(2016:130)认为，农民工对普通话、老家话的使用与其对城市、农村的认同并无多大关系，但俞玮奇(2017)则认为，普通话越好的农民工越认同城市。关于“语言能力与城市融入”，伏干(2014)认为，尽管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但由于流入地城市居民更倾向于使用当地方言，这就使不会说当地方言的农民工有可能受到歧视或不公正待遇;俞玮奇(2017)认为，普通话与城市方言能力的提高都将有助于其提升城市融入度。关于“要不要对农民工语言进行干预”，付义荣(2016)认为，农民工已经在语言上做好了融入城市的准备，语言使用并不是农民工问题的症结，相关部门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改革户籍制度、改善农民工生存环境中去，而不是在教导他们如何使用语言上浪费宝贵的精力;俞玮奇(2017)、康慧琳(2020)则认为应该为农民工开展普通话或方言培训以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王玲与王丽娟(2016)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宣传，让农民工重视语言城市化的重要性以便更好地融入城市。
(4)研究者的学术背景更加多元。以往的农民工语言研究以是语言学背景的研究者为主，但这十年来，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农民工的语言。如《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语言认同视角》的作者陈晨来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进京农民工的语言能力与城市融入》的作者秦广强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普通话能力更好的农民工更健康吗?———基于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数据的分析》的作者单宝刚来自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语言能力会影响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吗?》的作者康慧琳来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他们的学科背景主要是社会学、民族学或经济学。
3. 学生或留守儿童
研究者所关注的学生主要是户籍仍在农村的中小学生，他们既有在农村上学的，也有随外出务工的父亲或母亲在城里上学的，留守儿童则是那些留在农村老家而父母(至少有一方)在外打工的未成年人。由于留守儿童基本上都是学生，因此这两类群体多有交集，基本上都是农民工子女。其中对留守儿童的关注最早也最多，针对学前儿童的主要有刘璐(2009)在湖北黄冈、曾从周(2014)在河南许昌、孙锐丽(2015)在河南郑州等地、李金凤等(2017)在江西湖口、韩娟娟(2018)在山西永济、梁金梅(2019)在江西G市、李慧敏等(2019)在安徽肥西等地农村的调查，这些研究大多指出农村学前儿童多存在交际障碍。针对中小学生的主要有周燕妮(2014)在四川珙县、伏干(2016)在江苏阜宁、周富菊(2017)在四川简阳、束欣(2018)在江西吉安等地的调查，这些研究也同样指出留守儿童存在的交际障碍问题，普通话能力不如非留守儿童，其中小学生的方言能力又不如中学生。此外，孙浩峰与苏新春(2019)还根据福建福清市的“侨乡”特点，对当地农村的“洋留守儿童”展开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这些父母在海外务工的儿童，他们的语言生活整体存在“双言共存、普进方退”的特点。
对于在城市上学的农民工子女，最早的研究是盛林与沈楠(2012)对南京玄武区红山外来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所做的调查，该研究显示:农民工子女最早学会的一般都是老家话，但来到城市后，普通话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但会说南京话的较少;他们绝大多数都会说普通话与老家话，其中以普通话为对外交际用语、老家话为对内交际用语。张斌华等(2015)、罗晓林等(2020)的研究结论也大致如此。除了这些专门的研究外，还有一些比较研究。如陈燕玲等(2013)在福建泉州就中小学生的语言生活进行了一次城乡对比，调查发现，城市学生日常生活中都以普通话为主，而农村学生使用闽南话的比例明显高于城市学生。俞玮奇(2018)则通过在上海的调查将农民工子女的语言生活与其父辈进行对比，发现他们向普通话的转用比其父母更为积极，但他们对当地方言的掌握及态度不如父辈积极。
04
分析与讨论
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微观研究对语言学的贡献有限。徐大明等(1997)曾将社会语言学视为对语言学的一次冲击、一个新的提高。但这种提高主要体现在社会语言学的微观研究上，此类研究创造了一种新的范式，它将社会环境中无所不在的语言变异现象纳入语言学的范畴并发现其有序的一面。然而，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研究并未对微观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不仅在量上明显少于宏观研究，而且在质上也亟待提高。以国内较为稳定发表社会语言学论文的期刊———《语言文字应用》为例，近五年内(2016～2020)，该刊一共发表了19篇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论文，几乎全是宏观研究。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笔者对此也有深刻的体会:宏观方面的资料丰富繁杂，处理起来相当伤脑筋，而微观方面的资料则要少得多，且主要探讨少数民族语言或汉语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问题。尚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如中国农村存在的诸多语言变异现象，是否具有“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其普遍性又体现在何处，是否都是进行中的语言变化，变化的过程如何，变化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除了普通话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影响因子，这些因子是如何综合作用于语言变化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要么被忽略，要么缺乏必要的数据支撑，因此并未产生类似于“拉波夫语言变化机制”的重要成果来，甚至关于该机制的证实或证伪都很少见。
其次，宏观研究对普通社区或人群的关注不够。虽然宏观研究明显多于微观研究，但此类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偏向:从所研究的民族来看，对少数民族的关注要明显多于汉族，其中对人口较少或语言濒危民族的关注又多于其他民族;从所研究的社区看，对语言岛或方言岛、城中村、多民族杂居区等社区的关注要明显多于其他社区;从所研究的群体来看，对农民工及其子女、移民等群体的关注要明显多于其他群体。这种研究模式，使得我国农村最为普通的一些社区(如汉语方言区内的村落、集镇)、群体(如仍在农村老家的成年人)反而被普遍忽略了。特殊的研究对象固然有其特殊的研究价值与意义，但任何一门学科，首先要对其领域内最主要的对象进行研究，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更具普适性，才能更好地应对现实、更准确地预测未来。
再次，过于依赖通则式研究，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当前针对中国农村实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几乎都是通则式研究，研究者往往选择一个(些)社区或人群，对其进行抽样调查、统计分析，并在结论中用“通常”“总体来说”等字眼对样本总体进行描述。这种研究方式虽然因其精确的测量、被试人数众多、研究结论的普遍性而具有了科学性，但此类研究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变量，而任何一个重要变量的缺失，都有可能改变所有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通则式研究的“科学性”也只是相对的。因此，在通则式研究之外还应该有个案研究。个案研究虽然因其研究对象只是一个个体而缺乏普遍性，但却可以较全面把握整个事件，所以能与通则式研究形成互补的关系。对于中国社会语言学家来说，如何综合运用这两种方式，说好“中国农村”的故事，显然是今后需要加强的一项工作。
最后，过于注重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对理论关注不够。“理论上的薄弱”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短板，从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来看，这种“理论上的薄弱”主要表现为，作者对笔下的事实描述非常详尽，但这些描述基本上都是以“实用”为导向的，如为了推广普通话、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或汉语方言、追求和谐语言生活、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等。这种以“实用”而非“理论”为导向的研究，难免会落入“蝴蝶标本式”的研究套路而缺乏理论上的突破。社会语言学诞生于城镇化高度发达的西方，诸多研究难免带有“西方性”。因此，西方社会语言学理论的适用性与解释力，都还需要在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进行验证。中国农村不仅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的主要使用地，其传统的社会结构、正在经历的社会变迁亦都具有中国特色，其存在的社会语言学事实应该能够对现有的社会语言学理论体系提出挑战。在这一点上，中国农村社会学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曾说过，中国社会学能够在世界上真正产生影响并占有一席之地的，主要在于中国农村社会学(刘应杰，2000:2)。中国社会语言学若要在世界社会语言学园地占有一席之地，亦应该立足中国农村，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与创新。
针对以上不足，未来的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研究应该适当地增加微观研究、加强农村普通社区或人群的调查、提倡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同时还要注重理论的提升。就中国农村迅速变化这一事实而言，这些工作都可以统入“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这一学科的建构之中，这是一个更为宏大的目标，也是当前十分紧要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人口不断流失、职业农民不断减少、农业经济比重不断下跌，甚至世代定居的村庄也在消失。很显然，今天的中国正朝着现代化工业国家的目标快速前进。欣喜之余，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农村社会消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未来的发展问题。对于一个社会语言学家来说，显然要考虑中国农村社会与其语言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蕴藏的学术意义与应用价值。为此，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需要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语言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角色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实现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领域、多学科、多层面的通力合作。语言是社会的一部分，在社会的形成、发展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语言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制定怎样的语言政策、实施怎样的语言措施方能更好地助推乡村振兴，是社会语言学家们深入农村方能回答的问题。
2.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的问题。农村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最主要的使用地，但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现有的语言版图必将迎来一个较大的变化。如何处理好不同语言或方言之间的关系;如何对待语言或方言的消亡问题;对濒危语言或方言的保护是否只能局限于语言本身的记录、描写，如此等等的一系列问题都依赖于我们对农村语言与社会关系的充分了解及精准分析。
3.传统农业词汇及文化的整理与保护问题。在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当前，仍在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人员逐渐减少，目前主要是留守农村的老人，甚至在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传统农业事实上已经消失。传统农业的萎缩必然会导致相关词汇的消失，笔者在安徽傅村(2011)、闽南农村(2016)的调查都证实了这一点。语言，主要是它的词汇，是人类编织文化世界的丝线，是观察文化现象的棱镜(邢福义，2000)。传统农业词汇就是我们观察中华传统文化一个重要棱镜，更何况，乡村振兴战略所倡导的“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其理念跟传统农业的特点与内涵极其相似(胡新萍，2013)。因此，加强传统农业词汇的调查与研究也是一次对传统农业资源的挖掘与再利用。
4.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建构问题。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那儿依旧生活着亿万农村人，但其消失的进程仍在继续，甚至在加速。这是中国农村的现状，这将意味着，我们在此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少数学者所能回答的，而且留给我们回答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此，非常有必要推进“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化，从而培养并吸引更多优秀的学者到农村去开展更加系统、专业、科学的调查研究。
以上几个问题归为一点，就是在我们发展成为“城市中国”之前，如何将一个“农村中国”完整地记录下来并能为乡村振兴战略服务，并以此走出一条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中国社会语言学之路。
05
结论
根据公开发表的成果，我们对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与思考，从中也可以了解我国农村的语言及社会面貌。总体而言，现有的成果还不足以体现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应有的学术价值。相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快速变化，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显然是滞后了，诸如对语言学的贡献有限、理论薄弱、研究的普遍性不够等。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并科学应对中国农村的社会语言学问题，我们有必要加大力度促进“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化，培养和吸引更多的优秀学者深入农村进行更为系统、专业与科学的调查研究。中国正处在由农村社会向城镇社会快速转型的时期，不久的将来就会步入一个城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此时若不抓紧时间加强农村社会语言学的调查研究并认真提高研究质量，届时若再想研究，你会发现手头可供研究的资源已变得非常有限了。另外，还有一项非常紧要的工作需要我们马上去做，那就是如何在城镇化时代，从语言学视角探索出一条乡村振兴之路，这是每个中国社会语言学学者的应尽之职，责无旁贷，也时不我待!
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阅知网或《语言文字应用》2021年第3期纸质原文。
转自：语言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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